1993年10月17日的凌晨，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的审讯室里，卢湾区的副区长祝文清已被问询超过十小时。在面对检察官时，他抱着双臂，闭目沉默。此前他曾写下“如果查出经济问题，我愿意承担处理”的保证书，仍然静静地放在桌上。案件进展遇到了瓶颈，祝文清并非普通的公职人员，三十多岁就已担任副区长，在当时的上海政坛上备受瞩目。如此一位干部突然被举报，办案人员既要查明事实真相，又需防止信息泄露，更不可贸然行动以免证据不足而出错。

转机出现在一封简单的举报信上。1993年9月15日，署名为“刘晓明”的信被寄送至上海市检察机关。信封平常，只贴了两张一角钱的邮票，但其内容却直指祝文清，提到与土地审批、受贿及住宅装修等问题有关。检察机关没有立即找祝文清谈话，而是选择首先从外围进行核查。由办案人员组成的初查小组中，童建平也在其中。举报信中提到的三条线索被逐一拆解：一位姓蔡的女同学、一家来自西安的公司，以及一处由下属单位承担装修费用的住房。

尽管线索看似明确，实际调查却并不简单。办案人员查阅祝文清的中学名册，却未能找到符合的名字；调查他当年下乡插队时的人员名单，虽发现几位姓蔡的女性，经过逐一排查，仍然无法确认正是举报信中提到的人。继续追查可能会惊动祝文清，暂时停下又可能错失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因此转向了西安飞天科工贸公司的负责人邱忠保。

1993年10月，检察人员在西安公司的附近守候了个把小时。经过等待，他们最终在下午两点时见到了邱忠保，并由便衣检察官出示了证件进行传讯。此时，年约三十的邱忠保在商界颇具影响力，同时还是西安市政协的委员。被带到检察机关后，他情绪激动，坚称自己做生意是靠公平竞争，并表示要提出抗议。但光有身份和强势的场面并不足以换来有力证据。

经过十多小时的审讯，邱忠保开始交代情况，但仅涉及两笔与祝文清无关的贿赂，对举报信里的核心内容却避而不谈。办案人员清楚他可能是在刻意轻描淡写，试图用其他问题来换取脱身机会。在下一次审讯中，童建平没有急于提高声调，而是直言不讳：“只交代一部分是无法解决问题，也无法真正保护自己。”邱忠保的心理防线终于动摇，逐渐坦白了自己为了在卢湾区取得开发机会而向祝文清贿送六万元的事。检察人员随后对其提供的其他贿赂线索进行了核实，相关人员很快被查实，增强了供述的可信度。

10月15日，上海市检察院正式立案侦查祝文清受贿案，外围证据已具备基础，案件进入了突破阶段。当晚，祝文清接到通知到区长办公室，区里主要负责人与检察人员已在等待。面对组织的询问，他坚称未曾受贿，同时以往被举报但未查出的经历作为比较。这时，区负责人提醒：“检察机关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你，这是给你一个向组织说明问题的机会。”然而，祝文清依然否认。接下来，检察人员向他出示了传唤手续，并将其带入市检察分院。在接下来的审询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收入合法，并写下保证书，表示若查出经济犯罪，则愿意承担相应后果。硬碰硬的方式令审讯陷入僵局。

10月17日清晨，童建平接手后改变了策略。他没有急于询问钱款和土地的问题，而是从祝文清分管的工作谈起，聊起他的成长经历、家庭生活等私人话题。随着谈话的深入，祝文清的情绪变得不再那么紧张。这不仅是为了寒暄，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祝文清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入养父母家，十岁时养父去世，养母靠针线活和救济养活他。返城后，养母长期瘫痪，妻子也因病长期折磨，直到1991年去世。这些家庭变故和生活压力在他心中沉淀已久，童建平并没有用道德说教来压迫他，而是引导他自述这些经历。

当提及女儿的生活时，祝文清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沉默片刻后对童建平说：“你是在挽救我。我愿意听你的交代。”随即，他开始详细交代受贿的经过。1993年春，邱忠保找到祝文清，希望在卢湾区获得土地进行开发，祝文清把这一事项交给区建委办理。在达成合作意向后，邱忠保因担心“办事”需有所表示，却又不敢直接送礼。刚好祝文清分到新住房，他以搬家的理由向邱忠保“借”走三万元，表示日后再归还。邱忠保意识到，若能拿到地块，将可能获得数百万元的利润，而这三万元仅是一次试探，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调查工作并未停止，经过连续守候，办案人员终于找到了一位蔡姓女同学蔡林芬。她承认通过祝文清获得了土地改造的机会，在1993年4月至7月间，分几次送出了六点五万元及金饰。

证据逐渐汇聚，随后开展的搜查中，检察人员在祝文清的家及亲属住处发现了大量的人民币、外币、存折、金饰以及奢侈品，进一步证实了其涉嫌受贿的事实。